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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美用国内法限制中国投资 应尽早签双边投资协定

《减税与就业法》试图通过全面重构国际税制,来为联邦财政筹措资金,带动投资回流,挽救美国国内制造业,助力特朗普总统的“重振美国”理念成为现实。图为当地时间2018年6月29日,美国华盛顿,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减税与就业法》通过6个月庆祝仪式。 视觉中国 图

《减税与就业法》试图通过全面重构国际税制,来为联邦财政筹措资金,带动投资回流,挽救美国国内制造业,助力特朗普总统的“重振美国”理念成为现实。图为当地时间2018年6月29日,美国华盛顿,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减税与就业法》通过6个月庆祝仪式。 视觉中国 图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就任后,特朗普即兑现竞选承诺,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财税改革。2017年12月,得到特朗普认可的《减税与就业法》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并经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2018年1月1日起,这部法律开始实施。一般认为,这一三十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将在未来十年内累计实现减税1.45万亿美元。

  很快,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就将满两周年。施政两年来,在财税领域,特朗普先通过实施《减税与就业法》,改革国际税制;再是率先通过对中国等国家发动“贸易战”,然后重新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企图重构对美国有利的贸易条件;第三,通过实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选择性限制中国投资。考虑到“特朗普税改”、对华“贸易战”以及新的外资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重大冲击,特朗普当局实际上重构了美国的国际财经战略。这些战略举措都试图解决当前美国面临的财政空虚、巨额贸易逆差和制造业跨国避税难题,以遏制美国国际地位的下滑,实现特朗普“重振美国”的愿景。

  那么美国财经战略变革的背景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之?如何继续推动中美经贸投资关系超越纷扰、深入发展?在中美两国建交已逾四十载,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之际,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思考并回答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税改措施

  美国国际财经战略新变局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背景,特朗普推动的联邦税制改革是其中重要一环,可以说顺应了过去三十多年间的全球化潮流。

  冷战末期,美国大量投资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星球大战”计划,推动了互联网与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冷战结束后,伴随着《1986年税制改革法》的通过,全球化进程陡然加速,跨国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避税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估计,在2015年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统计的一百多万个跨国企业子公司中,起码有30%-40%属于空壳公司,完全是用于避税目的的。另据统计资料,在2000年以前,全球每年发生税务倒置案不足五十起,美国自1983至2014年下半年共发生了76起,其中近十年来即发生了47起,而仅2014年就有14起新增案例,一起较大的税务倒置案甚至可避税一两百亿美元,而美国跨国投资企业至今已在海外积存2.8万亿美元以上的盈利,这笔资金利用了美国国际税制的漏洞,为避税而长期在海外循环投资。当前美国联邦财政的空虚,与日益不适应全球化趋势的1986年税制不无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跨国企业的就业岗位大量向海外转移,主要目的国包括墨西哥与加拿大等。例如,自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起,美国制造业约减少500万个工作岗位。可见,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与投资,不但对联邦政府财政贡献度下降,向海外转移就业,而且对联邦社会保障体制造成侵蚀。

  历届美国政府虽制定了不少减少企业跨国避税的办法,但均不奏效。《减税与就业法》则试图通过全面重构国际税制,来为联邦财政筹措资金,带动投资回流,挽救美国国内制造业,助力特朗普总统的“重振美国”理念成为现实。

  2018年伊始,美国着手实施新型“参与豁免税制”(DRD),它既不同于1986年的联邦税制的国际税收规则,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辖地税制”(The Territorial Tax System),主要包括三方面特点。

  一是新增“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所得”(GILTI)税,扩大了税基。这一税种专门针对跨国企业海外控股公司(CFC)特定收入征税。无论纳税人是否向国内汇回收入,当期税基包含所有“美国股东”的特定收入。同时改革税收抵免政策,对一般海外投资企业盈利不再征收美国联邦税,而对属于非受监管投资公司(RIC)或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的C类企业,其美国股东的视同汇回收入享受的最高外国税收抵免额(FTC)为80%,并从当前年度中扣除税基与美国税法典(IRC)第78节全部收入之和的50%。税收抵免政策的改革,减少了海外子公司利用在投资地缴纳的税收,减少美国联邦国际税收义务的冲动和能力。

  二是新增“海外无形资产所得”(FDII)税。计算税基时,除扣除经营亏损外,然后按照设定的海外无形资产利润率10%,计算“合格经营性资产投资”(QBAI)收入并从中扣除债务利息支出,以上合并纳税。FDII税本质上属于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出口使用无形资产的产品与劳务所得实行税率减让,鼓励了美国跨国企业的无形资产出口,与欧盟“专利盒”政策类似。

  三是新增“税基侵蚀与反滥用税”(BEAT),用来反跨国避税。BEAT只按美国跨国公司的关联总收入合并征收,且在今后三年内跨国公司关联总收入应达到5亿美元才会征收;只有本年度向外国关联方的支付超过调整后的税前扣除3%的“税基侵蚀”门槛才会征收。税基侵蚀项目包括公司内部利息、版税以及标价服务费,但排除与无形资产物有关的支付,通常无形资产物属于由美国跨国公司向其海外关联方购入的部分。BEAT将逐年提高税率,由现行的5%、10%提高到2026年的12.5 %。

  除了以上GILTI、FDII和BEAT三个新税种主要针对未来美国海外控股企业的收入征收,对自1986年以来跨国企业留在海外的递延利润,《减税与就业法》实施两档低税率(15.5%和8%)的资本回流税,诱使跨国企业为海外留存的利润纳税,并规定在八年内由企业完税后,视同资金回流。

  2017年末改革后的美国联邦国际税制顺应了全球化潮流,扩大了税基,降低了税率,实施了更严格的反避税规则。但相关改革的成效究竟几何,要等2019年纳税季申报结果出来后才能看得清。

  二、“贸易大棒”政策的由来及效果

  当前美国联邦政府面临三重财政矛盾,即:财政收入不足与支出无度的矛盾,减税与财政负担加重的矛盾,本国储蓄不足与国际资本流入的矛盾。这三重矛盾的核心是经常预算赤字长期过大,换言之是美国联邦财政筹措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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